姓氏源流
“于”姓的生成并非单线演进，而是多源合流的典型历史样本。其主干可追溯至西周初年的姬姓邘国。据《元和姓纂》与《通志·氏族略》互证，周武王克商后，分封王室子弟于邘地（今河南沁阳西北），史称邘叔。邘国存续至春秋中期，为郑国所并。亡国后的公族以故国为氏，初作“邘”。至汉魏之际，文字演变与日常书写简省并行，邘氏去“阝”旁，定型为“于”。此为本支，属先秦典型的“以国为氏”逻辑。
除姬姓主脉外，另有两支重要补充，共同构成后世于姓的基底。其一为复姓省改。唐代为避宪宗李纯名讳（“纯”与“淳”音义相近，古籍避讳常作同音替代），东海淳于氏大规模省改为于氏，见于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。其二为北朝民族融合。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，鲜卑族“勿忸于”氏依诏令音译改姓于，录入《魏书·官氏志》。三支汇流表明，姓氏的定型从不依赖浪漫想象，它是政治避讳、行政改制与书写习惯共同作用的制度性产物。
迁徙分布
于氏的地理扩散严格遵循中国古代人口移动的底层逻辑：由中原核心区向边缘地带，由农耕腹地随战乱与行政指令呈阶梯式推移。发轫于河内郡的于氏，在西汉时期已沿黄河流域向河北、山东扩散。《汉书》所载于定国家族即活跃于东海郯县（今山东郯城），显示早期重心在政权稳定后已自然东移。
魏晋南北朝构成第一次大规模南迁期。永嘉之乱后，中原士族渡江，于氏部分支系随琅琊王氏、陈郡谢氏进入建康，并在江左士族网络中扎根。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，形成第二、第三次推力。于氏族人沿大运河与驿道南下，散落于苏南、浙北、闽中。明清时期，伴随“湖广填四川”与“闯关东”政策，于氏完成向西南与东北的战略布局。今日于姓的分布版图，实为两千年来王朝更迭、赋役制度与自然环境筛选的地理投影。
郡望堂号
郡望与堂号是家族记忆的地理坐标与精神符号。于氏郡望以河南、东海、河内、京兆四郡最为显赫。河南郡望直指沁阳祖地，东海郡望标记山东郯城分支的鼎盛期，河内郡望对应汉代于氏法吏集团的崛起，京兆郡望则映射隋唐时期于氏入仕长安的政治轨迹。
堂号的命名逻辑多取祖德、官职或家训，兼具伦理教化与身份识别功能。代表性堂号如下：
- 忠肃堂：取明代于谦“忠义贯日月，肃清安社稷”之谥号与功业，为后世宗祠常用，强调家国同构的责任伦理。
- 三法堂：典出西汉于定国父子治狱“法理严明，断狱如流”。《汉书》载其“决狱平法，未尝有所冤”，象征司法公正与程序理性。
- 种德堂：源自《尚书》“种德于民”，强调积善余庆的家族伦理，多见于江南支系，折射农耕社会的道德积累观。
- 敦本堂：取“敦本务实”之意，多见于清代迁居辽东、关外的于氏谱牒，折射移民群体在边疆拓殖中的生存哲学。
历代名人
历史人物的筛选标准，不在于官阶高低，而在于其是否实质性推动制度演进或文明存续。于姓族人在法理、军事、政治与廉政领域留有清晰坐标，其行事逻辑可互为印证。
- 于公（西汉）：东海郯县狱史。《汉书·于定国传》载其“决狱平法，郡中称平”。其“高大门闾，后世必有兴者”之语，实为早期门阀意识与司法声誉的社会学互证。
- 于定国（西汉）：官至丞相。主持修订律令，确立“疑罪从轻”与“录囚”原则。其子于永续任御史大夫，父子双丞，为汉代法制化进程提供关键推力。
- 于谨（北周）：西魏八柱国之一。主导平定关中、经略陇右，参与制定府兵制核心框架。《周书》评其“识量渊深，谋略宏远”，是北朝军事制度转型的架构师。
- 于志宁（唐初）：官至尚书左仆射。主持修撰《隋书》《晋书》，参与编纂《五经正义》。其学术工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统一与科举标准化奠定文献基础。
- 于谦（明）：兵部尚书。土木堡之变后，力排南迁之议，整饬京营，组织北京保卫战。《明史》称其“忠心义烈，与日月争光”，其军事调度直接阻断瓦剌南下，延续明朝国祚。
- 于成龙（清）：历任知县至两江总督。以“日食粗粝一盂，粥糜一匙”著称，康熙帝誉之为“天下廉吏第一”。其理政模式成为清代地方治理的标准化范本。
当代分布与聚居地
依据公安部户籍数据库抽样模型与人口统计学交叉分析，于姓位列全国姓氏第三十二位，人口总量约六百八十万。其分布呈现显著的“北密南疏、沿海集聚”特征。山东省为第一大聚居区，占比逾百分之二十二，主要集中于胶东半岛与鲁中地区；河南省、河北省紧随其后，合计占比约百分之十九，与汉代河内、东海郡望的地理重心高度重合。
东北地区（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）因明清移民实边政策与近代工业化进程，于姓占比达百分之十五左右，形成以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为核心的聚居带。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东南省份占比约百分之十二，多为宋元时期南迁支系的后裔。海外分布则集中于东南亚（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）与北美华人社区，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劳工与商贸移民为主。当代于姓的地理格局，是历史迁徙惯性、区域经济引力与现代人口流动共同塑造的稳态模型，其演变轨迹本身即是一部微缩的中国社会流动史。